截至8月11日，A股五大上市险企2024年度分红已全部实施完毕。据《华夏时报》记者统计，五大险企2024年累计向投资者派发907.89亿元现金红利，较上年增长20.21%。
沉甸甸的“红包”背后，不仅映照着行业整体的盈利韧性，也传递出政策引导下资本市场对投资者回报的日益重视。
新“国九条”与《市值管理指引》的推行，通过“监管激励+资本约束”双重机制重塑了险企的分红逻辑。在监管层面，政策将上市公司分红与控股股东减持、再融资准入挂钩，引导上市公司增强分红稳定性，一年多次分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增加分红频次和提高分红率之间，上市险企可能更重视分红频次，一方面这更符合监管政策的引导方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上市险企避免因为分红而侵蚀偿付能力，影响后期业务发展，更好地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
五上市险企累计分红超900亿元
新华保险的分红方案尤为引人注目。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99元（含税），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62.08亿元。叠加中期分红，2024年新华保险合计派发现金股利78.93亿元，同比增幅近200%，成为五巨头中分红增长最迅猛者。
中国人保则以442.24亿股总股本为基准，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7元（含税），总计派发现金红利51.74亿元。叠加已派发的中期分红，该公司2024年合计分红总额79.6亿元。这两家险企股权登记日与派息日的同步，让八月第一周的资本市场掀起一阵分红暖流。
此前，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的2024年度分红派息已率先兑现。中国平安延续其“分红标杆”地位，派发2024年末期股息每股现金1.62元（含税），共计293.34亿元。叠加已派发的中期分红，全年股息为每股现金2.55元，2024年度现金分红总额461.74亿元，连续13年增长。
中国人寿分红较2023年亦大幅增长。该公司派发2024年末期股息每股0.45元（含税），共计127.19亿元。叠加已派发的中期分红，全年每股股息0.65元，年度现金分红总额183.72亿元，较2023年的121.54亿元增长近一倍。
中国太保则以公司总股本96.20亿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3.9亿元。至此，五大险企2024年末期分红总额达到863.18亿元，叠加部分公司额外派发的中期股息，累计907.89亿元现金在八月第一周的交易日里精准注入股东账户。
盈利强劲是险企分红底气所在。2024年，五大险企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总投资收益达7969.2亿元，同比翻倍增长113.9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和高达3476亿元，同比增幅77.72%。强劲的盈利能力为分红提供了坚实的财务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五大险企分红策略呈现显著分化，如中国平安连续13年增长以及新华同比近200%跳升。这背后究竟是短期业绩驱动，还是长期战略定位差异所致？在李文中看来，或许两者兼有。他指出，中国平安长期以来盈利能力更为稳定，市场占有率也稳定在前端，有利于公司忽视短期波动，为股东带来稳定的回报，这也有利于公司负债端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
“而一些公司一方面各年间盈利水平波动较大，又需要在承保业务规模上有较高要求，此前对股东分红的年份不多。如今经营收益有大幅跃升，恰逢监管政策引导增加分红，自然就会倾向于大幅增加分红来响应，同时提高公司在股市人气。”李文中说道。
眺远营销咨询董事长兼CEO高承远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分化并非战术，而是战略。平安的“十三连增”背后是综合金融+科技输出的稳定盈利池，分红是长期ROE的现金映射；新华的高跳升则是“瘦身”战略的结果：砍银保趸交、压运营成本、释放浮盈，本质上是一次性修复资产负债表，给市场一个“转型见效”的信号。国寿、太保介于两者之间，分红增幅温和，兼顾资本补充与股东诉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亦认为，不同险企当期业绩表现存在差异，导致分红策略分化。处于成长期的险企可能更注重业务拓展，分红比例相对较低；成熟期险企则倾向于提高分红水平，回馈股东。
但在当前长期利率下行环境中，部分险企中期分红增幅超50%甚至200%。这种高增长的可持续性也迎来质疑，王国军告诉本报记者：“受市场竞争加剧、利率下行等因素影响，险企需要大量资金用于业务拓展、渠道建设等，留存利润以满足发展需求。高分红可能降低偿付能力充足率，险企需在分红与资本充足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分红沦为短期市值管理工具，需要强化信息披露、引导理性投资，从而推动险企中期分红健康发展，实现股东回报与公司长期发展的平衡。”
分红常态化还差“最后一公里”
政策东风为分红常态化注入制度动能。2024年新“国九条”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监管强化言犹在耳，同年《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明确鼓励增加分红频次、优化分红节奏。进入2025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全面落实市值管理指引，加大分红激励约束。政策持续迭代下，中期分红已从行业探索升级为普遍实践。
但相较国际险企40%-60%的分红率，国内险企仍普遍低于40%。在李文中看来，这或许受制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近年来市场利率持续下行，过去那些较高预定利率的保障型保险产品和较高保底收益的分红险产品面临较大的利差损压力，需要逐步消化。国际险企这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国内险企投资端固收类产品占比较高，利率下行导致投资收益承压，而国际险企往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能够维持较高的投资收益水平。
高承远认为核心掣肘有三点。一是产品结构中保证收益占比高，负债成本刚性挤压可分配利润；二是资本工具稀缺，偿二代二期下资本补充主要靠利润留存；三是A股投资者对“成长”估值更高，管理层倾向把盈余投入新单获取和再投资，而非一次性分掉。友邦、保诚等国际险企能分走一半利润，是因为保单保证利率低、资本工具丰富、投资者更看现金回报，这套生态国内短期难以复制。
那么，要让中期分红从“鼓励性政策”到“普遍实践”，还需要哪些制度配套以及又该如何避免分红沦为短期市值管理工具？高承远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分红常态化还差“最后一公里”。税务上，建议对险企中长期持股的分红收益给予递延纳税，对个人投资者减半征收红利税，降低“到手折价”；利润调节上，允许将OCI中的债券浮盈在可控范围内转入未分配利润，平滑利率波动对可分红的冲击；信息披露上，监管可要求公司披露“分红压力测试”，把未来三年利率下行、赔付上升情景下的分红可持续性量化给市场看。只有让分红与长期资本规划挂钩，才能避免沦为拉抬股价的“快闪”工具。
李文中则指出，按照现行股息税收制度，如果年分红总额保持不变，增加分红频次一般对于股东没有影响，只是对于持股频繁变动的散户投资者可能有些影响，但是持股很短的散户投资者对股息并不敏感。因此，现行税收制度对此基本没有大的影响，本身是中性的。利润调节机制可以适当运用，在高经营收益年份建立分红储备以用于平滑分红水平，增强长期投资者的信心。而且，公司也需要加强分红可持续性披露，避免短期高分红对投资者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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